摘 要：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化率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和关注。特别是20世纪末第一个100%城市化率的城市——深圳的出现，揭开了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的序幕。在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中国是否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城市化的发展单纯强调速度和数量而忽视了城市化的质量和农民的权益呢？对此，对高城市化率的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进行了深入剖析，选择了包含农民收入水平、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二元结构系数等指标，结果发现高城市化率城市隐藏的城市化质量问题不容小觑。

关键词：城市化，质量，农民收入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化率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和关注。特别是20世纪末第一个100%城市化率的城市——深圳的出现，^[1]揭开了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的序幕。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了颇具探索意义的城郊快速城市化措施和农民安置政策，比如著名的天津“宅基地换房”政策、嘉兴“两分两换”政策等，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地方政府创新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动力作用机制，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地方的城市化进程。

社会学的基础理论认为，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如果社会的某一个部分高速发展而其他部分不能够与之配合，就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2]那么在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中国是否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城市化的发展单纯强调速度和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和农民的权益呢？对此，我们对高城市化率的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进行了深入剖析，这样选择的目的在于分析高城市化率城市的城市化质量是否存在良性比例关系，是否出现了城市化率与城市化质量发展的背离和危机。

简而言之，城市化率和城市化质量的关系有三种：第一种是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城市化质量也稳步提升，即城市化率与城市化质量并行攀升，这是大多数城市和地区最为理想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第二种，就是城市化率不增加，而城市化质量在提高，这种情况适用于一些城市化比较发达(已经超过70%)、城市化率提升空间有限而质量有待提高的特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等地)；第三种则是城市化质量不前进而城市化率节节攀高，这种结果的产生多半是由于使用不当的行政手段发展城市化而导致的，如果统计显示城市化率的数值年年增高，但是其他数据并未相应提高，则表示城市化质量出现了结构性问题。这里将重点探讨的是第三种情况的出现特征，这也是令人担忧的危机发展模式。

城市化的目标是什么？绝不是片面追求城市化率这个指标的增加，其根本目的在于人口城市化，就是要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具体到中国来说，我们城市化的目标就是要减少农民的数量，让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转型从而增加农民收入，^[3]合理调配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劳动力比例，这样的城市化就是高质量并且合理的。反之，如果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率只是通过行政手段增加了，农民依然没有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没有解决就业问题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单纯增加城市化率而城市化质量没有改变的第三种情况了。

对此，从城市化率与城市化质量的关系入手，探讨三个典型高城市化率城市的城市化质量问题，通过城市化率、农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偏离度、二元结构系数等若干指标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分析和回答。

二、高城市化率城市的农民收入与结构分析

城市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并且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4]

要检验城市化质量的第一条标准，就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农民增收水平与结构问题。如果农民收入并未合理增长，那么，城市化率增加再多，这样的质量都是不成功的。

我国的城市化主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改革开放后。今天，我国的城市化率已从1980年的19.39%增加到了2009年的46.6%，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但是由于我国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再加上社会、政治、历史等诸方面原因，各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步调不可能一致。表1是2005～2009年我国三个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及全国的城市化水平，三大直辖市的城市化率都远高于全国水平，尤其是2009年北京、上海的城市化率高达85%以上，天津也达到了78%，接近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表1    北京、上海、天津的城市化率    (单位：%)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从2005～2009年的中国农村经济统计数据来看(如表2)，我国的农民人均收入总水平已从2005年的3254.93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5153.17元，增加了近1900元；从三个城市的统计数据来看，上海、北京、天津都远远超过全国水平，其中，2009年北京和上海人均达10000元以上；相比而言，天津还相差很远，2009年天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8687.56元，比上海少3795.38元，比北京少2981.03元。

表2    三个主要城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单位：元)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表2中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农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城镇居民的收入以更快更惊人的速度在增长，相对数的比较显示：全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从2005年的3.22增加到了3.33，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国际水平。从不同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来看，三个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天津相对较高；而北京、上海从2007年开始，城乡收入差距都有下降的趋势，而天津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迹象(如表3)。这样的结果首先告诉我们，天津城市化的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提高。

表3    三大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比分析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通过表4和表5我们展开分析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具体项目和贡献率，结果显示天津与北京、上海比较农民收入的差距主要存在于工资性收入，这表明天津的农民收入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的家庭经营性收入，非农就业比率较其他两地较低，但这种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表4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分项展开分析    (单位：元)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表5    北京、上海与天津相比的收入贡献率    (单位：%)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三、关于城市化质量的三个指标

(一)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

比较劳动生产率(用E表示)是衡量某一产业产出比重与就业比重之比，其劳动变化反映出产业的产出效率和劳动密集度的状况。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是借鉴西蒙·库兹涅茨相对国民收入的概念，其计算公式为产业产值的相对比重/产业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其值越大，说明该产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具体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E_i=G/L_i，i=1，2，3

式中：G_i——i部门的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L_i——i部门的劳动力比重；

E_i——i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的实证分析，在大多数国家，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低于1，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大于1。在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创造的国民收入比重及占用劳动力比重都会提高，其中前者上升速度会快于后者。在工业化后期特别是后工业化时期，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会不同程度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会持续上升。其中在工业化中、前期阶段，其劳动力比重的上升速度会快于国民收入的比重，即其值趋于下降，在工业化中、后期则相反。表6的数据印证了库兹涅茨的说法，各地的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均大于1，第一产业则均小于1。相对来说，天津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地区，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天津的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相对于其产值来说比重过大，导致天津的第一产业内部滞留了过多未实现转移的劳动力。

表6    北京、上海、天津的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分析

二元经济结构(用T表示)，反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总体水平，用来分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关系。

T=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100%

一般情况下，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数值>1，且数值越小，两部门的差别越小，二元经济结构现象越不明显；反之，数值越大，二元经济结构现象越明显。表7说明了前述表6中得到的结论，由于天津第一产业内部剩余劳动力过多，导致城乡差异过大，二元经济结构系数过大，且呈现拉大趋势，这充分说明天津的二元结构质量存在明显问题。

表7    天津、北京、上海的二元结构系数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产业结构偏离度是用来分析各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与相应的劳动力比重的差异程度。产业结构偏离度的计算公式为：

E=∑|Y_i-X_i|

式中i=1，2，3

E——产业结构偏离度；

Y_i——各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

X_i——各产业产值所占比重。

一般来说，某一产业的偏离度过大，说明该产业的产值与劳动力发展不同步，反之亦然。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长期历史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偏离度较高；但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后，偏离度逐步缩小，结构变动趋于平衡。表8的分析结果显示，虽然各主要城市都存在着产业结构偏离现象，但程度有所不同。比如北京、上海的产业结构偏离程度均在5个点的范围内，而天津则超过了10个点，但总体而言，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产业偏离的表现主要体现在第一产业的富余劳动力过多方面，因此未来城市化质量提升的要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转型就业上。

表8    北京、上海、天津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高城市化率城市的城市化质量把脉不难发现，高城市化率背后隐藏了日益加深的隐忧。

从几个城市的数据来看，随着城市化率的日益提高，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的收入都在稳步提高。然而，城乡收入的差距拉大则充分说明城市化背后存在着并不乐观的质量问题。

从城市化质量的几个指标分析看，天津与北京、上海比较后明显可以发现，北京、上海的城市化质量表现出缓慢提高的态势，而天津则呈恶化状态，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天津与北京、上海相比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偏低(该指标数值越大越好)，这意味着天津的第一产业内的就业人数与其创造的产值之间存在严重不对等，即第一产业内部滞留了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并且随着二、三产业的日益发达，这种产业间的差距日渐明显(上海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逐年提高，北京变化不明显)，呈现被拉大趋势。

第二，由上述原因导致的结果是天津的二元结构差异变大，远高于北京、上海，且逐年恶化，说明天津的农民在转移就业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明显。

第三，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指标在这里衡量的是第一产业所需就业人员理论与实际的偏离程度(该指标越小，表示偏离越少)。上海和北京的第一产业结构偏离程度近年来均呈现逐步缩小趋势，而天津则呈明显的逐年增加态势，其中说明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尽管天津的城镇化率年年在提高，但是城镇里的老百姓还在从事第一产业，并且剩余劳动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就业转移，农民就业问题明显滞后于城镇化发展。第二部分的农民收入结构剖析也充分支持了这样的结论，天津农民的收入贡献主要来自家庭经营收入而非工资性收入。

第四，要稳步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农民增收，就必须抓紧解决农民就业问题。首先，劳动保障部门要抓好农民的技能培训和素质提高，增强就业竞争力，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和职业介绍机构为农民提供信息；其次，需要对农民实行积极的创业就业政策，鼓励农民根据自身条件和优势，拓展就业门路；最后，加快工业园区和农业设施园区的建设力度，大力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等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产业部门。

参考文献：

[1]陈玫君，杜放.中国城市化的先锋——深圳农村城市化的实践与创新[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45-47.

[2]H.钱纳里.发展的型式1950-1970[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10-12.

[3]陈颐.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8：65-66.

[4]戴均良.城乡大转型时期的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112-1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09YJC79015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9046068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003291)

作者简介：马林靖(1981-)，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周立群(1951-)，男，山东青岛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文章来源：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