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GFW的统计,2001—2012年间,中国森林的损耗面积位列全球第六,其间共失去约611.3万公顷的林地。2014年中国官方公布的森林覆盖率大约高出GFW统计值的27%。[10]
再请看看日本,那是一块几乎被深绿色填满的土地。多年以来,日本主要从中国进口木材及其制品,自己国内一颗树不砍。与此相反,“森林穷国”却非理智地大肆出口木材及其制品。
本来,中国人的梦想应该是“人减少、树增加”,现在相反,人越来越多,而生态意义上的树却越来越少。请别提醒我说还有经济林木和果树,因为,从生态角度看,经济林木和果树,甚至还可以推至相当一部分人工林,它们都不是“树”,而是“农作物”和“农产品”。将其称为“树”并计入森林覆盖率是自欺欺人,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可能发挥生态之树的功能。
由于14亿中国人需要太多的土地去养活、去生存,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不切实际的想“发财致富”,甚至不择手段,这令中国的资源环境早已招架不住,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只是资源环境被“掏空”这一事实的冰山一角。更要命的是水资源的污染和枯竭(以《人口困局》一书的详实数据为证),那关系到民族的生存。
本来人口总量巨大,却一方面,放弃人口总量控制,甚至还要鼓励生育(这一点等笔者忙过这阵子再专论);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肆意挥霍资源,进而加重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必然伴随着环境污染)。比如,在14亿人口大国,竟然效仿美国,大力发展并鼓励使用私家车,结果,连雅安这样的小城市也满城满街私家车,时不时也会堵得寸步难行,这成为当地严重雾霾的主要或重要来源(环保部年底宣布,京杭穗深雾霾的首要来源是机动车[11])。
普及私家车最为恶劣的是彻底改变了中国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转而采用美国式资源浪费型模式。但这一不可持续的享乐型模式同时也是高风险模式,美国人在中短期也许还能“玩”得下去,可是14亿人口的中国,目前已经形如垒卵,随时可能陷入危机——只要人家乐意。千万别把这种危机想得太简单,因为它已经具有“链式反应”的性质。
第二,在人口总量巨大的国度,长期、全面推行粗放式经济增长,必然会造成广大国土、遍布城乡的海(水)陆空立体污染。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令所有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都争先恐后地在自己的地盘大力发展粗放式经济。越是落后地区,就越是敢于将高耗能、高污染、高物耗企业(简称“三高企业”)引进来,甚至藏起来(比如藏在偏远的山沟里[12])。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先污染后治理”、“最严峻的污染时刻即将过去”,这些“想当然”的虚假判断严重误导公众和决策层,让人们失去了遭遇“大规模环境危机”的紧迫感。而事实上,由于“人口高位运行”和粗放经济高增长,我国环境的后备容量已所剩无几,环境治理事实上已经缺乏“战略纵深”,缺乏“战略回旋余地”,只能长期维持“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局面。所以,《人口困局》的数据显示,“先污染后治理”的愿望事实上已经落空[13]——我国目前城乡全面立体污染的严重局面正在失去控制。(拉闸停电、临时停工停产、约谈主政官员只能算是“游戏”,谈不上“控制”)
有经济学家完全无视上述严重局面,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仍然可以保持8%的年增长率”,他的基本理由是,其它一些国家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及其水平上曾经按这个增长率发展了20年左右。出于同样的思维模式和推理逻辑,他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形势也比较乐观,因为,他看到,发达国家都是“先污染后治理”,并且都很成功。他甚至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就是制造业比重大的阶段,也就是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阶段。若放慢经济增长脚步,只能使这个发展阶段拖得更长,环境污染更严重。
笔者左看右想,总觉得,他有削足适履的嫌疑,其理论虽然“光亮、完美”,但却脱离了中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这个最大最基本国情的实际。尽管大经济学家应该与“生搬硬套”不沾边,但是很遗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今天严峻的环境形势面前,这样的思维模式很可怕,因为,历史已经没有给中华民族留下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可以犯错再改正。老天爷眷顾中华民族,曾一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交了太多的“学费”,但如今,他老人家也没法再给我们留下“交学费”的时间了。
第三,贪官污吏贪欲无限,恣意妄为,使中国的环境形势雪上加霜。进入新世纪以来,地方(尤其是落后地区的)贪官污吏最喜欢经济增长,因为这意味着需要“大力招商引资”,意味着可以从招商引资中分享“红利”,这包括能放到桌面上的“招商引资奖励”(好几个百分点),私下收受或索取的贿赂,甚至还有几个百分点的企业“干股”。
在雅安,贪官徐孟加就是这样干的。他任雅安市委书记的7年(2006—2013年),正是雅安环境污染由量变到质变、最后彻底变坏的7年。在这7年中,他向上勾结上级贪官,向下勾结奸商,将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引进雅安各区县,对雅安今天水陆空立体污染格局的形成负有不可推选的责任。
第四,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仍然只有雷声不见雨点。按理说(即按全面深化改革的“60条”来说),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要继续维持高增长,以免增加经济和环境危机的风险,而是要全面改革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既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抑制环境恶化最为有效的手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后,笔者曾为受训官员分析过,如果这个“60条”中有1/3能够真正实施,并且,实施范围中有1/3能够真正改革到位,那么,中国社会就将发生天翻地覆般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会超过当初的改革开放。
然而,实质性的改革、转型何其之难啊!这其实早已在笔者的预料之中。
笔者写作至此,恰巧读到了资深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关于体制改革的论述,他在谈到贯彻《决定》存在四大阻力时说,“因为(早先)改革得不彻底,所以就有很多腐败的机会,利用旧体制的遗产发财致富,这个力量在30年中积累得很强大了,不可小视”。而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苏联式意识形态障碍依然存在,它的“思维方式的惯性还在继续”,“我们的教科书、各种论证材料,对这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没有经过彻底的清理,所以它还是有力量的。有些人依然可以打着这个旗帜来反对改革”[14]。
在这种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粗放式增长模式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而粗放式增长在地方经济中还是主流,并且仍在继续。
吴敬琏证实,“近几年来,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今年第三季度刺激措施的强度并不比2009年低,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却几近于无”[15]。
尽管宏观不振已经反映了粗放式增长“气数已尽”的现实,但在微观层面,它却象“臭豆腐”一样仍然被人津津乐道。显然,这里的本质还是利益关系。粗略分析,粗放式增长(除开继续重复建设“摊大饼”不说,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就是引进“三高企业”)的受益者有四,一是贪官,二是企业老板,三是地方财政,四是就业人口。贪官的“红利”和外地企业老板(多半是东部三高企业改头换面“混”过来)的利润显然与当地老百姓无关;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受益人也主要是财政供养人口,这与当地非财政供养的普通老百姓基本无关。所以,就这三部分来说,普通老百姓难以受益。
就业人口问题最容易混淆视听,所以需要单独讨论。三高企业能够吸收当地少数劳动力就业这是事实,但问题是,当地就业受益人数与高污染受害人群完全不成比例(悬殊太大)。在数量非常有限的就业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失去土地的村民,这些村民的土地要不直接被企业占用,要不就是因企业污染而无法耕种。对于这部分村民来说,他们因为三高企业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虽有一份微薄的收入,但是很无奈,因为,近距离的高污染将伴随他们终身,这显然不是他们愿意选择的生活。对于另外一部分就业者来说,虽然没有失去土地的不幸,但每天承受高污染,而且,水、空气、土地、食物都遭受污染,这实际上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大为下降。这正是当地村民向笔者倾诉的主要问题,也是当地人一致反对三高企业的主要理由。
从雅安污染地受害人群的口中,笔者听到,某某“祸水”(三高企业)是省里、市里“谁谁谁”引过来的。
显然,这是一个公开秘密。老百姓心中有数。
(李尚勇:《人口困局》作者)
参考文献:
[1]彭贵康:《雅安市近地面空气负(氧)离子状况初探》,《高原山地气象研究》,2012年1期。
[2]雅安市环保局:《我市上半年环境空气质量名列全省第三》,雅安市环保局/环境质量公告,2013年10月30日,网址:http://www.yahb.gov.cn/news/HJZL/index.html。
[3]李尚勇: 《人口困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第116页。
[4]雅安市环保局:《2010年雅安市环境质量报告书》。
[5]记者刘海、黄毅:《水库电站岁检酿大祸——雅安青衣江水安全事件调查》,新华网/社会频道,2008年10月20日。
[6]雅安市环保局:《加强日常环境监管 确保汛期环境安全》,2013年10月30日;雅安市环保局:《2013年四川省重点监控企业名单(雅安)》,2013年10月30日。
[7]李尚勇: 《人口困局》,第164-166页。
[8]记者王丹等:《8城携手一体发展 成都城市群布局一核三轴一环》,《华西都市报》,2014年1月23日,第0A05版。
[9]李尚勇: 《人口困局》,第16页。
[10]网易数读:《全球森林实况图:绿色中国有多“绿”》,网易新闻中心,2014年2月25日。
[11]新华社:《环保部:9城找到雾霾源》,《北京晨报》,2015年12月7日第A15版。
[12]李尚勇:《看图识字:岷江的“清”与“浊”》,财新博客,2015年05月06日。
[13]李尚勇:《中国环境形势有多严峻》,《中国改革》, 2014年第4期。
[14]吴敬琏:《改革面临四大阻力》,《比较》杂志2015年第6期。
[15]吴敬琏:《改革面临四大阻力》,《比较》杂志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