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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展方式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影响分析
张玉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国际资源环境变化挑战，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之一：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
从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现行发展方式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或矛盾，即：１、内外部经济不协调；２、储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３、传统竞争优势减弱的同时技术进步推力不足；４、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增大；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一、内外部经济不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改在封闭条件下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做法，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其他要素，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有力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紧紧抓住上一轮世界经济上升周期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积极利用外部需求加快发展，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经济实力。事实充分说明，这一战略不仅符合世界潮流，也符合我国国情，不仅不应当改变，而且应当长期坚持。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经济内外不协调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突出表现在贸易顺差的持续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累积上。比如，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８年，我国货物进出口顺差从２５４．７亿美元，一路上涨到２９５５亿美元，而国家外汇储备规模也从４０３２．５亿美元增加到将近２００００亿美元。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对外开放战略的长期有效实施，对我国国内的发展也会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主要是：一是容易引起国际贸易纠纷和遭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二是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较差，资源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造成流动性过剩；三是对国内产业的升级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随着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情况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使得西方主要经济体出现衰退甚至萧条，市场需求大幅度收缩，导致我国出口增速下滑，出口导向型企业和地区受到很大冲击。中长期看，在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美国有可能对其过度消费的增长模式做出调整，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重要变化。此外，在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使我国出口面临的困难加大。
因此，不论从短期应对危机的角度看，还是从中长期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要求来看，都需要逐步改变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积累过多的情况，逐步实现内外经济的基本平衡。
导致我国内外经济不协调、贸易顺差过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正常的、合理的因素，也有不正常、不合理的因素，需要仔细分析，找出病根，才能对症下药。正常的、合理的因素是，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我国具有要素组合条件较好的优势，因而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不正常、不合理的因素包括一些国家对向我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限制等。但最重要的是，由于我国一些体制和政策的影响，使得我国的竞争优势当中带有一些虚高的成分，导致了出口的不合理增长和贸易顺差的不合理扩大。换句话说，如果能够通过体制和政策调整，消除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中的虚高部分，使得竞争力回归其本来状态，那么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就可以得到部分缓解。从德国的经验来看，即使一国的贸易顺差较大，如果能够通过对外投资或购买国外有价值的资产、资源，将贸易盈余加以有效使用，也可以有效缓解贸易不平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显然，在巨大的外汇资金的合理使用方面，我们也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做出较大的努力。
二、消费与储蓄关系失调
那么，为什么我国形成的有竞争力的生产能力必须通过出口加以消化呢﹖是不是国内没有对这些生产能力的需求呢﹖显然不是。国内需求潜力是巨大的，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难以充分释放出来。
长期以来，由于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消费率总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相对较低，储蓄率相对较高。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消费和储蓄比例关系的变化，明显超出了用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因素所能够解释的范围。比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所提供的数据，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我国总储蓄率国内总储蓄占增加值总额的比重由３５．１％上升到５１．８％，上升了１６．７个百分点。而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０多年间，除个别年份略高于４０％以外，我国国民总储蓄率绝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在３５％—４０％之间。从横向比较看，我国的总储蓄率也远高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比如，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２００５年，我国国内总储蓄率为４９％，而同年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只有３３．７％，前者比后者高出１５．３个百分点。
分析本世纪以来我国国内总储蓄率上升的结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储蓄额占全国增加值总额的比重都上升了，分别上升了４．５、５和７．１个百分点。
储蓄额的变动由收入变动和储蓄倾向变动两个因素决定。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导致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储蓄额占全国增加值总额比重上升的具体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企业部门主要是收入份额上升的结果由于企业的全部收入用于投资，归入储蓄，因而不存在储蓄或消费倾向问题，比如，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企业部门收入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从１８．９％上升到２２．６％，上升３．７个百分点；在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从１５．６％上升到１８．４％，上升２．８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储蓄份额的上升是收入份额增加和储蓄倾向上升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１６．７％上升到１９．５％，上升２．８个百分点，在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１９．５％上升到２４．１％，上升了４．６个百分点，同时，政府部门储蓄额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储蓄倾向，则由３２．５％上升到４４．２％，上升了１１．７个百分点。政府储蓄倾向上升，表示政府支出中用于投资的比重增加。而住户部门储蓄额占增加值总额比重的增加，则是在其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说，由于居民储蓄倾向上升所导致的储蓄额增加，远远大于由于居民收入比重降低所导致的储蓄额减少。比如，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住户部门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６４．４％下降为５７．９％，下降了６．５个百分点，在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６４．９％下降为５７．５％，下降了７．４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住户部门的储蓄倾向储蓄额占可支配收入额则由２５．５％上升至３７．９％，上升了１２．４个百分点。
住户部门储蓄倾向提高、消费倾向下降，有一部分是正常的，这就是由于近年来居民购房支出在总支出中比重的集中和快速提高。根据我们的分析，这部分原因大体能够解释住户部门储蓄比重上升的一半，即上述５个百分点中的２—３个百分点。住户部门储蓄比重上升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在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情况下居民自保意识的增强，这是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
三、传统竞争优势减弱的同时技术进步推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低成本的优势。而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发展政策的变化，这种低成本优势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过去的几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转变，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已经开始逐步减弱。二是随着我国资源价格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环保力度的不断加大，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也在逐步减弱。三是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模仿、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空间越来越小，由后发国家地位所决定的低成本适用技术优势也在逐步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并成功应对资源环境方面的严峻挑战，最关键的，就是要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步伐，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使技术进步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中逐步发挥主导作用，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和升级。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客观地说，我国在推进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成就斐然。我国不仅在科技创新方面硕果累累，更通过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等，提高经济效率，使得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总体来说，我国经济仍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是技术进步与我国经济规模上的大国地位不甚相称。我国虽然已经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的自主品牌不多。二是在创新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与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挑战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不相适应。目前，我国每万人中的研发人员数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ｌ／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高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１倍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增长方式转变迟缓，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的发展阶段和国情特点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因素。
四、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增大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面临的资源压力在不断增大。在能源和其他资源约束加强的同时，水资源不足的约束更具挑战性。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在全国６００多个城市中，有４００多个城市缺水，其中１１０个城市严重缺水。特别是在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不足的矛盾突出，而且在可预见的较长时间内难以缓解。
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也十分突出。根据国家环保部的报告，由于粗放型发展方式迟迟未能改变，致使目前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大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流普遍受到污染，酸雨污染和土壤面源污染扩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剧。对５００多个城市的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标准。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沙漠化、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通过国际比较，也可以看出我国生态环境不能令人乐观。为评价各国的环境和生态状况，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四家国际及学术机构联合开发了“环境绩效指数”ＥＰＩ。根据其２００８年发布的报告，我国在报告所列出的１４９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１０５位，而排位在前５０名之内的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大量的污染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增多，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影响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背离。
在传统的资源环境问题不断加大的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减排的本质是给全球的增长附加了一个新的约束条件，要求降低碳排放强度，提高单位碳排放的产出。显然，这种约束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将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目前我国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水平仍然很低，但年排放总量已达世界前列。而且，由发展阶段所决定，我国的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还不可避免地具有高碳排放的特征，使得我们面临的减排压力和难度异乎寻常。我们既要在国际谈判中积极争取我国应有的权益和发展空间，又要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资源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大，既与我国的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国内国际背景有关，也与长期以来粗放的增长方式没有能够切实转变有关。我国的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现有的 ５６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之和还要多出３亿多。如此规模的人口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而我们既不具备他们早期发展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和环境容量条件，也不可能像他们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掠夺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另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正赶上世界范围新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印度等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使我们面对的资源环境挑战更为严峻。仅“金砖四国”的其他３个国家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人口加起来，就有１４．２４亿之多，加上我国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新一轮现代化浪潮涉及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我国现代化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五、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较大；二是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发展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纠正过去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错误做法，实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方针，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了我国社会由温饱不足走上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实践证明，这样做不仅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方向，也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随着我国总体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出来。比如，１９７８年—２００７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２．５７上升到３．３３；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由０．２３０１９８０年扩大到０．４５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２００４年我国基尼系数为０．４７，仅比巴西０．５７，２００５年、阿根廷０．５１，２００４年等少数几个国家低。
不论从国际经验还是理论分析来看，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要素和经济活动向优势区域和优势人群集中。但是，国际经验也说明，一国的体制和政策对于其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平衡状况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甚至是显著的收入差距水平；一些发达国家在收入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后又开始扩大。另外，判断收入差距是否到了警戒水平，不能仅看依据统计数据计算的结果，还要看社会调查得出的结果和社会舆情的变化。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既不利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平稳增长。特别是，由于导致这种不平衡的原因除了客观因素外，往往也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因此常常造成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如果说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话，那么通过政府的作用建立和完善面向全民的、均等化的基本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仅是各国发展过程中缩小收入差距的普遍做法，也是减小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有效手段。国际经验还表明，由政府以公共产品的形式向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公平、公正，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利于减轻居民后顾之忧，使居民把原本用于养老、看病、子女教育等的储蓄转化为消费，从而扩大总的消费规模；还有利于改善国民健康状况，提高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积累人力资本，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相对滞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今后需要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转变发展方式可以说是现代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如果能够成功应对这个挑战，就能保持现代化的连续性，反之亦然。我国的经济已连续保持了几十年的快速增长。要把这个势头保持下去，最关键的是要适应发展阶段的变化，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创新和提升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增强抵御国内外风险的能力和持续增长的动力；同时，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及各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全社会能够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课题总负责人：张玉台 课题执行负责人：刘世锦 本报告执笔：张军扩 侯永志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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