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凡，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上海200241）。宁越敏，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200241）。

一、研究缘起

中国城市网络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经济中心、经济网络的研究。宁越敏在1983年出版的《城市地理概论》中专门辟有一节论述“经济中心和中心城市”（于洪俊、宁越敏，1983）。由于当时国内城市研究极为薄弱，经济学界使用了“经济中心”这一用语。所谓经济中心，是指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它是社会经济活动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比较集中的场所。经济中心按作用的大小，可划分为全国性的、省级的、地区级的、县级等四个等级。可见，经济中心即为城市，只是更加突出城市的经济职能，而经济中心的四个等级对应了全国城市等级体系。对经济中心的研究，侧重中心城市的研究。当时提出的中心城市系指国家范围内的大的经济中心，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存在着一个历史上形成的、与若干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紧密相连的经济网络。在这个网络内，中心城市与其关联地区的联系，主要是经济联系而不是行政联系。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就是要突破地区、行业、隶属关系和所有制的界限，按经济合理和专业化协作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经济联合体，从而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区。

1985年，宁越敏首次对城镇网络的概念、城镇网络与城市体系研究的异同性进行了论述，认为城市体系内各城市之间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联系，如果把城镇考虑为结节点，把承载城镇之间、城乡之间联系的各种运输通信工具考虑作网线，那么可用城镇网络来描述城市群系统（宁越敏，1985）。从所研究的对象看，城镇网络和城市体系大致相同，两者都考虑城市之间的各种相互联系，并把这种相互联系看作是城镇网络和城市体系形成的必要条件。不同的是，城市体系研究出自于地理学，因而侧重研究城市分布的空间结构，其规划上的意义是建立城市合理的空间布局；而城镇网络着重研究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其目的是通过建立经济网络，把各级城镇和乡村组织进一个运行协调的大系统中。城市体系和城镇网络的研究相辅相成，城市合理的空间布局将促进城镇网络的发展，而城镇网络的发展又将促进城市体系趋向合理。由于当时国内城市地理学界的研究重点是城市体系，并为城市规划增添了城镇体系规划这一新的内容，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侧重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城镇网络的研究不多。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镇网络的研究尚处于萌发阶段，并依附于经济网络、中心城市和城市体系的讨论。虽然这些讨论因资料、数据等原因在实证研究方面有所不足，但在指导当时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的网络型经济区。”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逐步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不同层次、规模不等、各有特色的经济区网络。”这些表述成为日后中国城镇化战略指导思想的来源。

1992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从而消除了束缚城市经济网络发展的外部因素。有鉴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1993年，宁越敏撰文《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网络优化的若干问题》，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将有利于中国城市网络的优化（宁越敏，1993）。文章提出传统规划偏重于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但对导致城市间相互作用的主体研究较少。城市间相互作用的主体是指各种组织机构和个人，其中承担经济活动组织、管理、决策的政府机构及具体进行生产活动的企业的行为尤为重要。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只有按照上级政府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的工厂，工厂之间缺少横向协作关系，更谈不上独立决策跨行政区投资，组建跨地区的控股公司。因此，当时中国不存在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的跨区域、跨国公司，当然也不存在企业内部网络。文章认为，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企业开始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出现了企业自主的跨区域投资，由此成为城市网络优化的新动力。如宝钢集团拟在广东沿海建立大型钢铁工业基地，体现了企业在对外扩散中将效益作为优先考虑的倾向。企业作为真正经济实体的出现，将增强城镇间的相互联系。这是国内地理学界最早从企业网络的视角分析城市网络的论文。宁越敏进一步指出，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企业自主性加强，可以预见中心城市的对外扩散将更多地以企业为载体进行；强调中心城市企业集团发展，应尽可能将一般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留下企业总部、销售以及研发机构，从而形成中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不同的劳动空间分工格局。

从20世纪9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宁越敏关注到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中出现了生产和管理、销售的空间分离，形成了跨国公司区域性的管理机构，因而认为“首都北京和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集中了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绝大多数投资性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分支机构，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开始出现管理与生产分离的等级结构，这对于中国城市等级体系的重构有重要意义”。

二、当前城市网络研究中的三个主要理论脉络

国外城市网络研究的起源可追溯到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按照中心地提供的不同服务所需要的（腹地）门槛，克里斯塔勒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城市等级体系。中心地理论的不足是强调城市之间的垂直联系，而忽略了城市间的横向联系。因此，中心地理论研究的是不完整的城市网络。20世纪50—7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对城市间相互作用、空间扩散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影响日益增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既有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向外转移，也出现了因产品内分工，将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通过外包等形式的向外转移，而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更是形成了互联互通的世界。针对这一新的现象，西方学术界提出新国际劳动分工、世界体系等理论。受这些理论影响，1982年和1986年，美国城市与区域研究学者弗里德曼等两次撰文，提出世界城市假说，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出现了一批世界城市，并构成世界城市体系（Friedmann，1982；Fridemann，1986）。1991年，沙森出版了《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一书。虽然两人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但共同开创了城市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世界/全球城市研究（沙森，2005）。卡斯特1996年出版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是最近20多年研究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趋势的权威之作，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大、深远的影响力。卡斯特将网络定义为“一组相互联系的节点”，节点依据网络的类型而定。卡斯特强调了流动空间的重要性，并认为流动空间由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交互形成，因此具有二元属性（Castells，1996）。

当代城市网络研究主要由三个领域构成：一是从企业间关系入手的全球生产网络研究；二是企业内部网络研究；三是基于基础设施网络的城市网络研究。

1.全球生产网络研究

Hess与Yeung（2006）认为有四个高度相关的研究领域是全球生产网络（GPN）研究的来源：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理学家波特提出的价值链分析；经济和组织社会学方面的网络和镶嵌研究；科学研究中的行动者网络分析；90年代中期在经济社会学和区域发展研究中的全球商品链（GCC）与全球价值链（GVC）分析。此外，Borru提出了“生产网络”的概念，意指一种跨国界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体系里面包含了全部生产的价值链，如研发、产品设计、制造、分配以及服务等。Ernst（2002）和以Henderson，Dicken，Hess，Coe和Yeung（2002）等人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基于以上研究相继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新的研究框架，定义为以一定正式的规则（契约），通过网络参与者等级层次的平行整合进程来组织跨国企业各功能环节联系的一种全球生产组织治理模式。Ernst（1981）的研究更多地延续了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路线并侧重承担不同生产功能的企业网络组织关系的分析，属于管理学派，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网络中的生产范围、权力非对称关系、知识和技术的传播等。曼彻斯特学派属于经济地理学派，主要秉承了全球商品链的内涵，重视制度要素的作用，强调地方对全球化的发展呼应，探讨价值（Value）、权力（Power）与镶嵌（Embeddness）三方面的内容。Yeung和Coe（2015）在原GPN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更具普遍性的GPN2.0版，以解释全球生产网络的动态演化，其４个主要解释变量为：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约束、风险环境。在此基础上从网络行动者视角分析了企业内协调、企业间控制、企业间合作、非企业间博弈等４种全球生产网络的行动者策略，进而作用于区域发展的实践。因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着重于企业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视为企业间网络的研究。

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考察全球分工体系下经济活动网络化空间组织的分析框架。全球生产网络在当前全球性的经济活动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13年的全球投资报告中指出，当前超过80%的全球经济贸易活动是通过全球生产网络来实现的。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行动者（企业、国家、个体、社会组织等）呈现的是网络化的相互关联性模式，物质和非物质流是实现网络化关联的基础，网络中存在着控制和协调的权力关系。因此，全球生产网络是城市网络化产生的经济基础之一。

2.企业内部网络研究

企业内部网络研究可追溯到海默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海默首次探讨了跨国公司组织结构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的相互关系，他特别专注于跨国公司内部空间组织的研究，提出跨国公司内部的劳动空间分工是否可以相当于国际劳动分工的问题。海默将钱德勒的企业组织等级理论与韦伯的区位理论相结合，总结出企业组织与地理形态之间所存在的对应关系。这就是跨国公司不同分支机构的区位具有可以辨认的等级空间布局，如公司总部倾向集中于少数主要的大都市中心，区域性分部机构布局在范围稍广的城市，而生产单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分散布置。

Massey（1984）提出了“劳动空间分工”的概念，认为大型跨国公司在生产空间组织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由此阐述了基于生产关系的生产空间组织的三种可能形式：具有集中的空间结构、有自主权的单一区域型公司；采用多分支公司的总部——分厂结构型公司；采用分部空间结构的跨国公司。其中，每一种企业空间组织都暗示着不同形式的地理差异和不平等性，如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功能（组织、研究、生产等），也拥有不同的统治或隶属的区际关系。

Conhen（1981）从宏观层面的新国际劳动分工角度来解释跨国公司经济活动与世界城市体系的对接关系，他将新国际劳动分工中产业的转化分为三种形态：世界不同地区的企业以合资或独资的形式构成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国际劳动分工；国际服务业的全球化导致的服务业世界分工和地方集资；国际金融体系的形成使得国际资本流通直接与国际制造业公司、多国银行等接轨，从而进一步促进跨国公司制造业和贸易体系的全球扩展。所以，Conhen将跨国公司组织与世界城市体系进行联系，并认为新国际劳动分工是沟通两者的重要桥梁，全球城市就是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协调和控制中心。

Godfrey和Zhou（1999）探讨了世界城市中跨国公司区域总部对世界城市功能的影响。他们认为，虽然弗里德曼采用跨国公司总部区位来确定世界城市等级的做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两大问题：第一，跨国公司总部区位的数据并不能反映世界城市真正的影响，因为跨国公司总部往往设在母国，通过其遍布全球的分公司施展其影响力，但其总部不能自由迁徙至其他国家的城市。从这个角度讲，跨国公司总部的区位更多体现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第二，忽视了全球范围内多样化的地理条件和政治经济结构。例如像美国这样幅员辽阔、城市众多且实现分权化的大国，其跨国公司总部并未都向纽约集中，因为纽约面临国内其他城市对跨国公司总部区位的竞争。进而，他们提议采用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的区位来判断世界城市的等级，其分析结果使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大大提升。

Taylor（2004），Alderson和Beckfield（2004）开创了从企业总部—分支机构视角的企业内部网络研究。与全球生产网络侧重企业本身不同，企业内部网络研究与城市研究紧密结合，被认为是衡量城市网络的一种指代性网络。Taylor是“全球化和世界城市（GaWC）”研究小组的发起人之一，该小组从生产性服务企业总部和分支构成的网络来研究世界城市网络。Alderson等则从跨国公司总部及其分支机构在全球的网络来研究世界城市网络。两类研究虽然在方法上有一些区别，但他们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跨国企业在进行空间战略选择的时候，一般会把总部集中在全球性的大城市中，而区域性总部设在某些区域中心城市，分支机构则分散在一般性的拥有某方面生产要素优势可以降低成本的城市中，其结果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组成一个覆盖很多城市的网络。

Taylor的研究理论上可以追溯到萨森的全球城市研究。萨森认为全球城市的首要功能是以金融保险房地产为代表的生产服务业，其独特的空间网络形成具有高度专业化的全球城市。这些专业化的全球城市与主导的全球城市联系在一起形成复杂的全球城市网络，而全球城市就是网络中的战略空间。因而，Taylor首先选取五个有代表性的先进生产服务业行业（APS），即会计业、广告业、金融业、律师业、管理咨询业，然后在每一个行业中选取代表性企业，根据这些企业在选定城市中的分布来测定城市之间的网络联系，城市的地位由在网络中的连接性决定。

Alderson和Beckfield的研究不同于以往从属性数据对世界城市等级进行划分，而是基于城市间的关系数据。他们收集了2000年世界跨国公司500强的总部和分支机构在全球的分布，研究方法上引入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提出中心性结构不应等同于等级结构，而是对关系流结构的反映。

3.基于基础设施网络的城市网络研究

从基础设施网络的角度考察世界城市网络的方法也可以分为两类：以城市间交通网络数据为基础的分析和以城市间信息传输网络数据为基础的分析。其中，前者以城市间航空基础设施数据为主，通过城市间航空旅客数来反映城市间关系；后者主要以城市间互联网信息传输的基本结构来反映城市间关系。这两种方法不同于企业网络间接体现城市网络，而是以城市间网络实体结构为基础寻求比较直接的测量方法。

Smith和Timberlake（2001）开创了航空网络视角下的城市网络研究。他们使用了1977—1997年6个时间片段的世界城市间国际客流量数据，对世界城市网络结构的演变进行了探讨，指出世界城市网络呈现一定的等级结构和派系现象。Cattan（1995）使用欧洲90个主要城市之间的国际航班数据，分析了欧洲城市之间的吸引机制和国际化特征，结果表明，欧洲城市网络是建立在各国自身城市体系基础上的。Matsumoto（2004）在考虑国际航空客流量的基础上加入货流量这一指标，分别考察了亚洲、欧洲、美洲三大区域内航空客货流网络的发展情况，进而对三大区域内的九个枢纽城市的能级进行了评估。

张凡（2019）总结了企业网络和航空网络两种研究路径，指出企业网络和航空网络是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网络实证研究路径，它们解决了城市网络研究中关系数据缺乏的难题。但从两种方法本身的特点来看，也存在各自的优缺点。

对于企业网络研究方法而言，主要存在两个优点和两个缺点。优点是：第一，企业网络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理论联系紧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理论基础来源于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的理论。世界城市理论将世界城市看成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组织节点，全球资本用来组织和协调其生产和市场的基点，国际资本汇集的主要地点，大量国际和国内移民的目的地。跨国公司是考察世界城市的主要视角。全球城市理论来源于沙森的研究，她认为伴随着全球经济结构向服务业和金融业转型，一些城市在此过程中称为全球经济中的空间节点，大量生产性服务企业在这些城市集聚，这些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着管理角色承担服务功能的城市被称为全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是考察全球城市的主要视角。因此，企业网络视角的研究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理论相契合。第二，企业网络视角的研究路径能覆盖更多尺度的城市网络研究。企业网络研究最初主要应用是对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随着方法和研究数据的逐渐完善，在全国尺度和区域尺度的城市网络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到企业网络研究的方法，体现出研究尺度的灵活性。尤其是在区域尺度上，企业网络能很好地反映区域内部城市相互联系的情况。但是，企业网络视角的研究也存在以下两个缺点：第一，企业网络数据的代表性。在以Taylor和Alderson为代表的研究中，企业联系数据一般选择若干生产性服务业行业，或者以制造业企业内部联系作为网络联系的基础。一方面，选择若干行业对城市整体联系不具备完全的代表性，会存在数据结构决定论。另一方面，以企业内部联系作为网络研究的基础忽略了企业间的相互联系。事实上，企业间的联系是研究城市/区域生产网络乃至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基础。第二，企业网络的研究路径虽然具有尺度灵活性，但在强调全球流动性的前提下，容易忽视地方的黏附性。企业网络视角的城市网络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全球范围内城市之间通过企业的空间组织产生的联系，过分关注联系本身容易忽视联系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同样，航空网络视角的城市网络研究也存在优点和缺点。优点是：第一，航空网络联系是一种更为全面的关系数据。相对于企业网络而言，航空流数据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了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强度。相比较而言，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构造连锁网络还是企业内部网络，都只能分析城市间的一部分相互联系。而航空联系直接体现了城市间的人流、物流，甚至可以促进城市间的信息流。第二，航空网络与地方发展存在良好的互动，更能体现城市网络流动性之外的节点性。航空网络建立在航空运输基础上，是城市对外交通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了城市对外联系需求的同时也能推动城市的经济增长。因此，航空网络除能揭示具备全球流动性的城市网络中城市间相互联系的情况外，还能更深层次地反映这一过程中全球—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当然，航空网络视角的城市网络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航空网络反映的主要是城市间长距离的联系过程，适合大尺度的城市网络研究，在小尺度区域内部层面上就无法利用航空联系进行城市网络的研究，相对于企业网络而言缺乏研究尺度的灵活性。

当前，国外城市网络的研究有止步不前的态势，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对国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这尤其体现在世界城市的研究中。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去国家管制的特点，沙森认为国家的发展与世界城市之间存在着系统的不连续性，促进世界城市发展的因素，不一定有助于国家的发展。但是，世界城市功能的集聚与提升既与国家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也取决于该国的市场化、国际化水平。同样，中国建设世界城市离不开整个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建设世界城市的先决条件，但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和制度的不完善又制约了中国世界城市能级的提升。

二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需要进一步推进。如全球生产网络倾向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强调网络中的权力、关系等问题，但网络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网络中的权力、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且网络中的各个要素也是相互依赖的。如苹果手机一直占据全球智能手机利润的70%左右，但其生产仍高度依赖零部件生产和装配厂商的供应链。因此，“权力”等一系列概念的内涵仍值得讨论（康江江，2019）。全球生产网络近期开始关注到地方的主动性，但局限于地方政府的作用，对地方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关注不够。

企业内部网络的研究则把重点放在数据收集上，以此建立城市间的企业内部网络，但企业在对外投资决策过程中为什么选择这些城市，不同企业内部网络之间有什么区别，网络又是如何演变的，以及企业的总部/分支的设立对城市本身的意义关注不够。又如，沙森在全球城市的研究中，使用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数据以反映资本的全球流动，强调了国际证券市场和金融证券化对全球城市功能塑造的作用。但为了构造城市之间的联系网络，GaWC舍弃了不具连接性的证券市场交易额等指标，而是使用先进生产服务业企业分支机构这一指标，因此，其结果不能充分反映全球资本的流动，所得出的城市连接性也不等于城市真正的影响力。以GaWC历次公布的排名为例，通常是伦敦位居纽约之前，而实际上纽约才具有对世界经济的真正影响力。此外，按照GaWC的研究结果，自2000年以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网络，且在该排名榜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如2018年列入世界城市网络名单的中国大陆城市有38个，其中北京排名第4，上海排名第6。但是，该排名并未体现中国大陆城市与其他世界城市在国际化程度上的差异，当然也没有分析跨国先进生产服务业企业在中国的扩张机制。

三是忽略创新对网络研究的影响。如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小组以沙森的全球城市理论为指导，采用五个代表性的先进生产服务业企业建构世界城市的联系网。然而，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对经济和社会的渗透越来越深，出现了一批新型服务型跨国公司，但这些企业并未列入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小组的评价视野。

四是各种网络相互之间的整合不够。生产网络更多地关注企业间的关系，而企业内部网络关注企业内部的总部——分支机构之间的空间关系。实际上，由城市的经济联系形成的经济网络不但包含以上两种关系，还包含了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其中创新网络正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多种关系网络的整合可以成为今后的研究方向。此外，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方法借鉴也值得深入探讨。

三、加强中国城市网络的自主性研究

城市网络反映城市间的相互联系和合作互补，既涵盖了垂直化的联系，也包含了水平化的联系。在城市网络研究中，城市被视作网络中的节点，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将不再简单地由城市形态或功能所决定，而是被穿行在城市之间的各种“流”所主导。由于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来源不一，目前城市网络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网”和“络”的研究孰轻孰重。从根本上来说，城市网络中的“网”和“络”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网”由各种要素的流动所编织，“络”是要素被地方黏附后所形成的节点。“网”的组织特点决定了“络”的功能和地位，但没有节点，要素流动无法实现在地化。因此，城市网络研究的着力点应当兼顾“网”和“络”两方面，即流动性和节点性，但重点应放在节点上，因为有了城市这个节点，才会有城市间的各种流动，而且节点的性质决定流的性质和规模。因此，城市网络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络”，“网”只是研究“络”的工具变量，以此区别于交通地理以“网”为主的研究。

城市网络研究在中国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把握中国城市网络演变的规律；二是为发展服务，通过城市网络的优化，形成以中心城市为引领，带动大、中、小城市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因此，需要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出发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城市网络的演变与优化。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快速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城镇化进程带来了人口流动和空间再分布，对中国城市的整体空间格局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也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又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形成城市体系新的特征和新的空间格局。因此，中国城市网络研究应该紧密联系中国的时代背景，建构研究的自主性。

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格局是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三重驱动下形成的结果。全球化是外部的、全球性的驱动力，城市化和市场化是国家的、地方性（相对于全球而言）的驱动力。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影响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形成机制可以用三角模型来进行解释。

第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内在联系。全球化和城市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背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内在联系。一方面，中国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大量外来资本，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形式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全球化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有推动的作用。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城市化的整个格局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水平相对较低的差异。这种格局形成的原因在于沿海地区在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政策推动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率先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成为全球资本进入中国的窗口。因此，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大量向沿海地区大城市集聚的过程可以看成是城市化对全球化的地方响应。

第二，全球化和城市化对中国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网络化作用机制。首先，全球化带来的新国际劳动分工决定了中国城市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开放较早、具备良好经济基础的沿海大城市例如北京和上海成为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首要区位选择，而其余大部分中国城市在全球分工中成为被区域总部所支配的制造业基地。这反映了国际劳动分工强化了中国城市网络中核心城市的控制作用。同时，全球化对中国城市的影响呈现演进式的空间特点。沿海城市最先成为开发的主战场，而中西部地区城市直到近年来才逐渐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边缘城市逐渐在城市网络中崛起。全球化在中国的空间演进路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网络中边缘城市的逐渐融入过程。其次，在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中，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也呈现出沿海主要城市群和大城市集聚效应显著，大量人口流入，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城市网络中核心城市地位的强化。此外，在政府优惠政策的推动下，内陆地区得到发展，逐步缩小了与沿海的差距，城市化格局也显现出扩散效应，推动更多的边缘城市融入到城市网络中。核心强化和边缘融入构成了中国城市网络化联系发展的主要特征。

第三，市场化是中国城市体系走向网络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市场经济制度有利于资源配置优化，有利于发挥各方的积极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其目的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机制和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国经济管理体制从计划经济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走向了网络化管理模式。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从垂直等级联系主导向纵向和横向兼备的互补协作的网络联系转变。具体而言，在城市相互作用中，虽然从中央到省、市、县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管理模式依然存在，但不再是唯一的主导力量，市场力量推动了越来越多的跨越行政区划限制的城市间相互联系的产生。同时市场化催生的城市网络化联系对全球化和城市化也存在反馈机制。首先，网络化强化了城市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城市从传统的地方空间向流动空间的转变。这一机制有利于中国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板块嵌入到世界城市网络之中。同时城市也能凭借流动性的优势完成全球化的地方镶嵌和全球生产网络的网络镶嵌。其次，网络化的城市体系空间结构中，城市间联系更为紧密，要素流动更充分，对于缩小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东西差异、省际差异和大、小城市差异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实现全国范围内城市体系的合理空间。

就今后中国城市网络的研究而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世界城市建设问题。世界城市处于全球城市网络的顶端，是国家实力的综合反映。1982年弗里德曼提出世界城市的命题时，国内还只是在热议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于今，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批城市已步入世界城市的行列。因此，要加强北京、上海等世界城市的研究。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与沙森的全球城市概念有所不同，后者强调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重要性，但这是中国经济的弱项。中国世界城市的长处在于综合实力较强，其中科创能力在迅速上升。因此，中国世界城市的建设宜对标城市性质更为接近的世界城市，形成自己的功能特色。例如，北京作为首都可对标东京，重点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可对标香港，加强自贸区建设、提升要素市场的国际化；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对标旧金山湾区，打造全球重要的科创中心。

二是要研究城市群和城市网络两者之间的关系。早在1976年，戈特曼就提出世界六大都市带的概念，其中发达国家的五大都市带分别以纽约、芝加哥、伦敦、巴黎、东京等世界城市为核心，它们是大都市带的孵化器，亦是联系世界的枢纽。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群的发展，《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空间主体形态，而学术界也对城市群开展了广泛的研究。那么，城市群和城市网络两个理论和实践能否进行整合？对此问题，早在1940年，德国经济学家廖士在讨论经济景观时就进行了尝试。廖士首先构建了不同等级中心地和市场区组成的网络，在此基础上，形成由6个城市密集扇面和6个城市稀少扇面间隔组成的廖士景观。城市群即为规模较大、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密集地区。推进城市群战略，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的效益，有利于国土的空间治理。但中国城市群内部发展差异普遍较大，城市群和非城市群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更大，在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方面尤其如此。以中国三甲医院的分布为例，13个城市群拥有的三甲医院数量占了全国的57%。其中，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三甲医院的数量又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北京、广州的三甲医院又占了所在城市群数量的一半以上。中国百强医院分布更为集中，北京、上海、广州分别有26家，21家和10家，占百强医院总数的57%（杜凤娇，2015）。可见，推进城市群战略有可能造成资源向核心城市进一步集中，从而扩大城市群内部以及城市群与非城市群地区的差异。为此，协调城市群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城市群与非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十分必要。

在此方面，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亦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克里斯塔勒认为中心地的服务职能存在等级差异，不同等级的职能所需要的腹地大小不同，由此他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构建了中心地六边形的网络。其中，高等级的中心地提供高等级职能服务，其服务范围也更广。从世界的尺度看，沙森的全球城市就是全球级别的中心地，而中国政府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则是国家级别的中心地。若以世界城市、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组织都市圈、城市群乃至覆盖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网络、服务网络，将有利于不同层级区域的协调发展。

中国城市网络的研究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紧密联系。未来中国城市网络研究仍应发挥这一传统，与中国城镇化进程紧密相连。要进一步扩大研究的主题，不仅要继续深化生产网络、企业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的研究，也要关注流通网络、创新网络以及服务设施网络的研究。希望中国学者能通过不断的努力，形成城市网络研究的中国学派。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